黄传贵先生的《黄氏圈论》（以下称为《圈论》）谈到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在哲学理论上对世界本源问题的超越。
我们知道在世界本原的问题上，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基本哲学派别。所争论的问题都是围绕着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谁是本源，谁是派生的问题进行的。唯物主义强调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物质是本源，意识是由物质派生的。唯心主义则认为意识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意识是本源，物质则是由意识派生的。对于这样的争论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是自从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一直延续到今天，并且还将一直延续下去。
中国南朝时期的范缜（约公元年——约公元年），主张的是无神论，他所著的《神灭论》一书谈到神与形的关系时是这样说的：“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见《神灭论》，中华书局年6月第1版）他还说：“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之用，形之于神，不得相异也。”（同上）说的就是在神与形二者的关系中，形是第一性的，神是第二性的，形决定神。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解释，就是物质是第一性，意识是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有了物质才有意识，物质消失了，也就没有意识了。同样，中国古代从五代的周敦颐创立理学开始，到北宋的程颢、程颐，到南宋作为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再到明代王阳明创立的心学等，所主张的都是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意识决定物质。这里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就是在他们的思想中，认为这种第一性的意识是客观意识，即“理”。类似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主张的“绝对精神”。
在西方，同样存在着物质与意识问题上谁是本源，谁决定谁这样的思想。最明显的就是经过14至17世纪初的文艺复兴，16世纪初进行的宗教改革，18世纪法国的思想启蒙，再到德国古典哲学和19世纪40年代产生的辩证唯物主义等。在关于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问题上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黄传贵列举了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对神学的反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对“绝对精神”决定一切的观点。同时还列举了辩证唯物主义“站在社会实践的角度上，认为人的意识是物质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在劳动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劳动生活是意识产生的决定性因素，意识是人脑的机能，是物质的反映。”（见《圈论》第——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9月第1版）这样的观点。在黄传贵看来，认为这种历史上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两种哲学观点大论战“结果似乎是谁也没有说服谁，谁也没有战胜谁。”（同上，第页）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的确可以知道，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到文明社会，特别是有了哲学以来，在世界本原问题上是谁也没有战胜谁，谁也没有说服谁。因此，双方处在了数千年的对峙之中。
然而，从黄传贵的《圈论》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作为以儒释道三家合一的中华文化这个总根子中，却产生了与只强调“理（客观意识）”决定一切的哲学理念，和以黄峭所创立的《圈论》这种理论（目前还未被人们真正认识到），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不仅从理学到心学，只强调“理”决定一切的观点，没有
驳倒唯物主义、无神论。而且唯物主义、无神论在拿出大量事实的情况下，对宋明理学等唯心主义理念进行反驳中，同样没能驳倒唯心主义。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在于双方都是从自己这个角度出发反驳对方。因此，陷入到了对峙之中。然而，中华文化主流之一的圈论却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一个“中”字。实际上圈论所坚持的这个“中”，正是对儒家“中庸”的继承和发展。黄传贵在书中谈的十分清楚，“假若运用《圈论》的观点来解释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则有其自己独特的一面。”他又指出：“‘圈论’认为：‘中生万物，万物归中’，‘中’产生了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自然界也就包含了人的意识与形体（物质），意识与物质都是由‘中’产生的，意识与物质根本不存在谁先谁后，谁生谁的问题。”（同上，第页）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个“中”而展开的，并且形成了一个圈。黄传贵特别指出，这个“中”不仅是在黄峭那里经过深入研究后得出来的，而且用现代的观念同样可以说明。他说：“‘中’是什么？按照现代观念来理解，就是产生自然万物的全息基因，这个基因决定了人体，并决定了万事万物的物质形态与意识，而意识这种特殊存在形式又必须是相当高层次的物质才能体现的。换句话说，必须具有成熟的大脑机能才能充分体现，就像今天的无线电广播，图文信号必须有良好性能的收音机或电视机才能出现一样。在自然界，人类就是最高层次的物质，人的大脑是意识的最佳接收器和显示器。”（同上，第页）
很明显，从黄传贵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才是世界万物的本源。这个本源产生了阴、阳两极。当我们谈这个思想的时候又联想起道学的“阴阳图”。这就是我们把道学的“阴阳图”同黄氏圈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可以说，这个“阴阳图”实际上包含了圈论，即无意识的圈论。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就在于，阴阳二者都是在一个圈内，并且二者是对等的。“阴阳图”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图是一个圆圈，由阴、阳这两个对等的部分所组成，二者像鱼的形状。图中黑色的“鱼”代表着“阴”，白色的“鱼”则代表着“阳”，即人们所说的“阴阳鱼”。在“阴阳鱼”中，“阴鱼”的头部有一个白点，即代表着“阴鱼”的眼睛。“阳鱼”的头部有一个黑点，即代表着“阳鱼”的眼睛。实际上就是阴阳二者互相包含，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同时，“阴阳鱼”的头分别靠着对方的尾。这就是说，无论是阴还是阳，它们都是运动变化的，当这种运动变化发展到顶点，便向各自相反的方向转化。然而，这种变化都是围绕着“阴阳圈”进行的，即在“阴阳圈”内进行的。当黄传贵对圈论理论加以系统化、理论化的时候便可以说，道家关于太极、阴阳的理论包含了圈论这样的因素。仅仅是长期以来，人们未加以系统化，理论化，只是一种直观的认识而已。而黄峭提出了圈论，并且由黄传贵先生加以系统化、理论化之后，才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圈论文化是以儒释道合一的，中华文化中的一条主流。
这里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当解决了世界的本源问题，即世界的本源是“中”之后。又使我们认识到，“中”产生了阴阳这两个对等的方面。然后是阴阳二者的相互作用，产生了世界万事万物，正是对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果我们将这个思想同现代哲学结合起来的时候又可以说，完全可以把现代哲学中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理解为阴和阳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可以将物质理解为“阳”，因为“阳”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所表现出的各种形态，如自然界中的日月星辰，山川花草……这些都是可以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因此，我们将这些称之为“阳”。至于意识，我们则可以将其称之为“阴”，意识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所以，我们就将意识称之为“阴”。既然我们指出了道家所谈的“阴阳图”中具有着两个对等的“阴阳鱼”，并且是在这个圈内旋转的。那么，我们又可以说，物质（阳）和意识（阴）这两个对等的事物同样是由“中”产生出来的。“中”产生了物质和意识这两个对等的事物，并且围绕着这个“中”而转，从而构成的一个“圈”。也正是因为这样，才产生了万事万物，而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阴阳圈”里运动的结果。因此，联系到老子的道学完全可以这样说，这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具体体现。这里我们又要说明，这个“道”就是规律、原则等。“一”我们可以理解为“中”。然后从“一”这个“中”里面产生出“二”，即“阴阳”。用现代哲学的观点来解释，就是产生了物质和意识。物质与意识的结合就是“三”，最后由这个“三”产生了万事万物。说到底，都是围绕着一个“圈”而转的。这样一来，就解决了长期以来人们似乎永远也解决不了的，并且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物质和意识谁是源，谁是流的问题。
我们还要指出，就是当我们谈到物质的本源是“中”，并且产生了“阴阳”，即物质和意识这两个对等的部分，这两个对等的部分又是围着“中”而转，形成了一个“圈”。再把这个思想予以系统化，理论化，产生了黄氏圈论之后。又使我们联想起18世纪中叶之后到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在《艺术哲学》中谈到的客观和主观意识都是艺术成果的本源这个问题。这就是在这种关系上，客观与主观意识是艺术成果的“源”，艺术则是二者结合在一起的“流”。也可以说，这就是“二源合一流”。谢林列举了古希腊、古罗马的许多艺术作品，如《奥德赛》《荷马史诗》《伊索寓言》……文艺复兴之前，但丁的《神曲》这部长诗，还有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系列剧作、诗，薄伽丘的《十日谈》，达?芬奇的壁画《最后的晚餐》……在谢林看来，这些都是客观世界和主观意识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且指出，二者是对等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二者（源）的结合，才构成了这些优秀文学艺术作品的“流”，即“二源”产生了艺术作品的“一流”，也称之为“二源合一流”，如同福建的闽江与富屯溪、沙溪和建溪的关系一样。富屯溪、沙溪和建溪这三条河是构成闽江之源的三条河。它们在南平的九峰山北面汇合之，形成了闽江，而闽江就是这三条河的“流”。如果将这种思想结合到黄峭的圈论思想时便可以说，这就解决了物质与意识问题上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谁是源，谁是流这个长期以来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时，我们便可以认识到，“中”是世界万物最后的，最根本的源泉，产生了阴阳二极，或者是产生了物质和意识这两个对等的方面。阴和阳，或者是物质和意识这两个对等方面的互相作用，并且围绕着“中”而转，形成了一个圈的运动，从而产生了世界万物，这就是我们对圈论关于世界本源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