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认为，儿童生来是一张白板，即他们的心灵壁橱是空的。这一观点影响了儿童文学叙述中对知识与经验的呈现方式。《儿童文学史：从伊索寓言到哈利波特》的作者塞思勒若认为，“在过去的三百年中，洛克的理论对私人指导与公众教育产生的影响，比任何其他教育家的影响都要大。如果说他的作品协助促进了儿童教育的发展，那么它同样促成了儿童文学的形成。”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发这本书中的相关论述。
“儿童，”18世纪早期教育家约翰克拉克写道，“是这个世界的陌生人。”他们生来没有思想，通过经验学习。他们的“第一位相识……是可感物体，这些物体必定用各种不同的观念，将空空的心灵壁橱填满”。他继续说道：“教育的任务，就是陪伴和呵护，孩子们度过脆弱敏感的童年，庇护他们尚无警觉意识的单纯心灵（他们尚无能力感受事物的本质和因果联系），让他们不至于偏离轨道，沉迷于虚幻的感官快乐。”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塑造心灵的美德”，而教学大纲（语言、历史、数学及修辞等）是通向这一最终目的的量化过程和形式。克拉克还说，人们或许会认为，鉴于教育是年轻人身心发展的中心环节，与这一主题相关的书籍想必“卷帙浩繁”。然而这样的书并不多，而且到最后，“在英语文献中，我还不知道哪一本像洛克先生的书一样值得精读”。
《教育漫话》在洛克之前的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儿童书籍
约翰克拉克与他的许多教育界同辈一样，早已被人遗忘。但约翰洛克没有被人们忘记。在《人类理解论》（），或者更明确地说是在《教育漫话》（）中，洛克提出了一套关于教育的哲学理论。其主要观点是：人在出生时并不具备天赋观念，孩子们通过外部世界的经验进行学习，图片、玩具和模型能够帮助孩子学习字词和概念，教育应寓教于乐。以此，在过去的三百年中，洛克的理论对私人指导与公众教育产生的影响，比任何其他教育家的影响都要大。不仅英国，连法国、德国、荷兰和美国，都尊崇洛克为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开创性人物（或许可以说是教育理论和实践之父）。如果说他的作品协助促进了儿童教育的发展，那么它同样促成了儿童文学的形成。萨拉特里默（SarahTrimmer）女士于年写道，在洛克之前的时代几乎没有什么儿童书籍，然而，“当寓教于乐的想法……被洛克先生提出后，儿童书籍便应运而生”。通观整个18世纪乃至19世纪，儿童书籍都以洛克的哲学理论和心得体会为基本立足点。例如，他认为儿童生来是一张白板，即他们的心灵壁橱是空的。这一观点影响了文学叙述中对知识与经验的呈现方式。的确，可以说自18世纪早期以来，儿童文学的主导认识论便带有浓重的洛克色彩。在否定了具备天赋观念的可能性后，洛克及其追随者将儿童转换为教育的产物。而通过将教育聚焦于感性经验，儿童文学作家不断写出与世上各种事物的遭遇，作为成长的故事。不同于古老的中世纪传奇和班扬的《天路历程》，经验的发生次序并不是对预先存在的条件和信念的证明。同样地，不同于礼仪手册——它是先前社会教育的基础，洛克提出的行为模式并非单纯以建立一套端庄得体的行为范式为立足点。洛克式的叙述描绘了儿童对事物和行动如何反应、吸收以及表达反对。比如，童话书《小好人“两只鞋”》（LittleGoodyTwo-Shoes，年由约翰纽伯瑞首次出版）便讲述了一个小女孩在经历成长教育后，最终成为一名老师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有一回是小女孩帮助她的邻居收割草料，“多年以来，那些草料总是因为潮湿的气候而严重受损”，无法收割。因此，小女孩“发明了一种工具，指导他们在何时收割草料，能够确保其不变质”。长大后的小好人发明了晴雨表——由于它的有效应用，一些人视她为女巫。在此，技术并不是智慧的衡量依据，而是一种原始崇拜的标志。这个小小的细节也成为小说剧情的焦点，它充分体现了小好人作为经验主义教师的角色地位：一位世界的观察者、测量工具的发明者、迷信和古老的民间传说的反对者。
约翰洛克当然，从更大范围来说，洛克对整个英语文学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小好人“两只鞋”》之前，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便遵循了洛克提出的许多原则，从小说通过叙述鲁滨孙掌握的技能来着重强调知识细节，到描写主人公需要与后来到他岛上的人签订书面契约的细节，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传统的“小说之兴起”这一概念便将洛克（以及清教徒）置于中心位置。正如伊恩瓦特所论述的那样：
一开始，情节中的演员和他们的活动场景须被置于一种全新的文学视角之下：情节必须由特殊环境中的特殊人物演绎，不像过去，都是在大体合乎人类习俗的背景下，由几种普通类型的人出演。这种文学上的转向，与反对普遍性、强调特殊性的思想相一致，而这两点也是［洛克］哲学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
用洛克的话来说：“我们的知识开始于特殊性。”对儿童以及成人文学而言，这一基本信念成为许多道德成长故事的写作动机，而这些故事都以对外部世界的感性认识为中心。我们随着鲁滨孙和小好人一起，进入一个个特殊的生活情境中。早期教育就像洛克说的那样，指引着我们探寻那些场景。
这一生活的情节主线寓意深远。在洛克的世界里，填满儿童的空间的不是一些“符号”，即之后会发生的救赎的象征，而是各种客观实体，洛克使用“玩物”（plaything）一词指代它们。这个词不仅指称育儿室或卧室中的玩具，也指教人感性行为和道德行为的经验对象。
“玩物”一词最初出现于17世纪末，用于指代玩具，但在洛克及其追随者那儿，这个词成了一个具有娱乐性质的认识论术语。洛克在《教育漫话》中写道：“儿童永远不会觉得这些‘玩物’乏味、枯燥、没有乐趣。”不论是纸片、鹅卵石，还是在房间里随意找到的小物件，莫不如是。发现和创造这样的玩物应该成为儿童的学习活动，即使是一些对他们来说有些难以驾驭的复杂事物（“陀螺、鱼叉、板羽球或其他类似的事物”），也应该“费些力气去做……并非为了涉猎广泛，而是为了练习”。玩物同样可以用来教儿童阅读。字母可以印刻到骰子和多边形物体上，词汇可以变成玩具，书籍本身可成为令人愉快的事物。洛克对此类玩物的提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18世纪40年代，约翰纽伯瑞在预售的书中附送了玩具球、针垫、计数的石子和多边形模型等。同样由于洛克这一倡导的影响，甚至儿童书籍本身也以“玩物”来命名，比如，纽伯瑞的《给儿童的小玩物》（PrettyPlay-ThingforChildren）以及玛丽库珀（MaryCooper）的《儿童的新玩物》（Child’sNewPlay-Thing，），后者带有字母、音节、图片和词汇，它们被印出来贴在卡片或积木上，用以教导孩子们如何阅读。这本书成了装潢儿童房间的又一件物品。洛克对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儿童文学的影响，不仅在于他对教育理想的设定——个性、自我掌控和勤奋的品质都可以通过教育获得，还在于他对感官经验特殊性的强调，对世界上各种玩物的推崇，以及为此创作的用以解释填满心灵的物品的形象语言。经由这种文学，我们发现儿童面对的是凌乱的房间、杂乱摆放的壁橱，以及有待清理的整个家庭空间。这不只是简单的邋遢场景，更是真实形象地表现了洛克的知识图景。不只一本书像年萨拉菲尔丁的《女教师》——长期以来被视为第一本专为儿童创作的长篇小说——那样，开篇即体现了这种洛克式的杂乱陈设：“若你浏览很多书只是为了说你读过它们，而不会利用从书中获得的知识，请记住这个道理，‘大脑就像房子，如果里面塞满了东西，但并没有按一定的条理安置好，它就只是杂物间，而不是陈列整齐的房间’。”菲尔丁紧接着讲述了沃特金斯家的两个女孩的故事，她们总将自己的衣服和物件堆成“杂乱的一团”，总爱“将所有物件都塞到抽屉中”，因此总是在真正需要时什么也找不到。这个小故事教给人们的道理是：“将大量知识填进大脑，而从不留意其内容和实质，这样既不能指导这些傻孩子的实践，也不能让他们增长知识。孩子们的头脑只会成为一团乱麻，就像沃特金斯姑娘的抽屉一样。”
《金色间谍》儿童文学的任务是让人理解各种事物，因此，一种新的文学类型——无生命物的虚构传记——紧随洛克的作品而产生，这绝非偶然。这类书籍出现于18世纪早期，目的在于讽刺社会。从查尔斯吉尔登（CharlesGildon）的《金色间谍》（TheGoldenSpy，）到托拜厄斯斯摩莱特（TobiasSmollett）的《原子的冒险》（AdventuresofanAtom，），再到查尔斯约翰斯通（CharlesJohnstone）的《一枚几尼币的冒险》（AdventuresofaGuinea，）和托马斯布里奇斯（ThomasBridges）的《一张纸币的冒险》（AdventuresofaBank-Note，），还有数不胜数的其他书籍，言物的文学作品遍布伦敦书商的书架。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小说一样，它们都是片段性的历险故事，关乎对特定职业、商业和工艺的展现。由此观之，仿佛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也可以成为小说中的角色——似乎笔、硬币、玩具、书籍和马车等才是我们生活的代言人，我们自己反而要退居次席。
这些小说属于童书吗？一些现代学者在18世纪中期儿童文学兴起的语境下对这些作品进行了探讨。在今天的读者看来，那些书并不像是为思想尚浅的儿童量身定制的。诚然，书中的政治隐喻、哲学思辨和复杂句式看上去似乎与《小好人“两只鞋”》和《女教师》完全不同。然而，其中一些小说对父权、遗产继承和教育问题有所涉及，还有一些书的遣词造句相对较为简单，适合年轻读者。尤其是布里奇斯的《一张纸币的冒险》，几乎有着狄更斯式的开头：关于叙述者的父亲的谜题。“无论是真实的故事还是传奇，主人公通常都会对自己及家庭有所交代，我也会依照惯例这样做。”于是，我们很快便知晓了父亲和银行的故事，了解到“一代又一代，无疑由父亲传给了儿子的无赖行为”，最终真相浮出水面：“不再吊你们的胃口……我的父亲是一位诗人。”
《一张纸币的冒险》是关于“纯种家谱”的故事，今天，我们基本只将这一词汇与饲养的动物联系在一起。18世纪的小说将家养宠物与无生命的物体联系起来，使宠物成为自己传奇传记的叙述者，这样的做法一点也不稀奇。诸如《小狗庞培正传：一只膝狗的生活和历险记》（TheLifeandAdventuresofaLap-Dog）、《小耗子游记》（TheLifeandPerambulationofaMouse）和《群鸲史记》（TheHistoryoftheRobins）以及其他许多作品的标题，都带领读者进入一段虽非人类，但极具体验性和感官性的历程。这类故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古老浪漫传奇的写作技巧、新出现的流浪汉小说以及动物寓言的影响。但它们的教育学和哲学支撑点都是洛克的学说。原因在于，洛克对动物抱有极大的兴趣。在《教育漫话》中，他斥责了常见的儿童蹂躏和折磨宠物的行为。他说道，无论男孩还是女孩，都应该学会爱护生命。“对于那些无比宠爱女儿的母亲，当她们的小姑娘希望满足自己的喜乐，想养些狗、松鼠和鸟类时，我能给出的建议是要仁慈和慎重。如果小姑娘已经得到了宠物，她就必须费心照料它们，把它们照料好。”对洛克而言，儿童如何对待动物是一个道德测试，也是一种对儿童内在世界的检测。无论是谁，如果“以见到比自己低等的生命遭苦受难为乐，则不大可能具有同理心，也不会友善对待自己的同类”。在一定程度上，洛克的这一论述主要基于他背景更广阔的哲学信条：视共同保护（universalpreservation）为自然法则。如果我们能保护敏感的生命，“世界将变得更安宁与自然”（《教育漫话》pp.–26）。在《人类理解论》中，他甚至还提出，动物也可以推理、记忆和感知（虽然无法全然像人类一样）。动物究竟是人类的缩减版，还是只是类似于生物机器，无法进行思考——用某位18世纪中期的哲学家的话来说，是“单纯的机械”呢？
洛克的《伊索寓言》
这些更大的问题，造就了启蒙哲学的重要特征，在当时，它们也是推动儿童文学发展的动力。但它们尤其推动了伊索式故事的复兴，而这很大程度上是洛克本人发起的。长期以来，寓言都是学校教育和大众阅读的主流。自15世纪末《伊索寓言》的第一批印刷版本诞生以来，其翻译本、评论本和各种编辑版本在欧洲不断涌现。洛克在《教育漫话》中指出，《伊索寓言》是“最好的……能够给孩子带来乐趣的故事”。他一次又一次地强调《伊索寓言》清晰有力的风格：这些寓言故事不仅以饶有趣味的方式进行了道德教育，它所使用的简单语言（不论是以英语还是拉丁语来阅读）更是初学者的理想选择。不仅如此，洛克提倡采用逐行对照的形式将《伊索寓言》翻译出来。同时，他认为这些寓言也非常适合配上插图。如果学生手中的《伊索寓言》“随书附图，那就会使他更有兴趣，更能激励他去阅读，这样更有利于知识的增长。如果孩子们只是听过这些可见的事物，那便是毫无用处的……因此，我认为，在孩子一开始学拼写时，就应该把能找到的动物图片都拿给他看，并且图片上要印有动物的名字”。年，洛克便准备了一个这样的版本：逐行对照的翻译，配以寓言中每一种主要动物的插图，并附上名字。清晰的配图密切服务于他那崇尚特殊性的知识理论，许多寓言被重塑为新的故事——并非关于才智，而是关于自我掌控。洛克的《伊索寓言》践行了《教育漫话》中的思想，因为其中的动物不仅要努力获得食物和愉快的心情，面对其他野兽和人类的威胁，还要打理田间和家中的各种事情，使之变得有意义。
最后，洛克作品留给现代的遗产可能是，对儿童玩物两个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