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佛教自小就有缘。他不到一岁时，就被父亲带到长庆寺拜僧人为师，以祈求佛家保佑。鲁迅由此得了法名“长庚”，即长寿之意。鲁迅稍大时，曾出入庙宇，与佛教徒有过往来。儿时的这段经历，为他后来深入研究佛教文化奠定了感性认识的基础。
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学术界兴起了佛学研究热。其目的，有大力弘扬佛法者，有潜心整理国故者，亦有钻研佛学哲学者……鲁迅也受到这股学术潮流的影响，购买、阅读、收藏了许多佛学经典。他的好友许寿裳回忆说：“民三（）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从这一年的鲁迅日记得知，他本年度购书中的半数是佛经，约有八十余种，仅4月19日就买了三十五册。可见其执着之精神不亚于虔诚的佛教徒。
许寿裳但他此举并非为了避世、出世，也不是单纯为了收藏，而是想从中寻求直面人生的思想武器。他将佛学置于哲学、文学、史学等角度来研究、借鉴，以汲取精华，传之于世；但也不排除兼顾世人对佛教的信仰，这一点常被人们忽视或避而不谈。其实，鲁迅胸怀博大，笃于亲情、爱心，并非只是执戟砍杀一切的莽夫。他于年施资请金陵刻经处刻印、出版《百喻经》就是典型的一例。
金陵刻经处经版楼鲁迅共收藏有三种版本的《百喻经》，其中还有日本学者用日文校勘的。该书系古印度佛教僧人僧伽斯那著，南朝时来华印度僧人求那毗地译。经文中共有九十八则寓言故事，用来譬喻、解释佛教教义，每则故事后有一篇阐释性的议论。该经既富有哲理性，文学价值也颇高。饱读佛经的鲁迅对此评价：“佛藏中经以譬喻为名者，亦可五六种，惟《百喻经》最有条贯。”他施资六十银元刻此经的原因有二：一是鲁迅为纪念母亲六十岁寿辰；二是经文译笔生动流利，与《伊索寓言》近似，可供翻译外国作品借鉴。
《百喻经》南京的金陵刻经处是驰名海内外的佛经出版机构，刻印的佛经被誉为上乘。该处于年1月将《百喻经》刻印成，“印送功德书一百本”，寄给鲁迅三十本。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了删去佛教教戒的《百喻经》。鲁迅应邀为此版本作的题记说：“天竺（指古印度）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智者所见，盖不惟佛说正义而已。”向读者点明了该书超出佛教范围的积极意义。
鲁迅与众人可惜的是，鲁迅当年收藏的佛经已大多不存，保存至今的只有二十余种。因而，金陵刻经处完好保藏的《百喻经》的三十块刻板，就成为纪念鲁迅的珍贵文物。刻经处将刻板中的尾板捐赠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以供陈列；并于年（鲁迅诞辰七十四周年）、年（鲁迅诞辰百年）两次重印了《百喻经》。赵朴初为年重印本所作题记说，“复首印此册，其亦法运更新之始欤”，以佛学家的口吻评价了此书重印对佛法法运更新的意义，则是见仁见智、理所当然了。另外，解放后还出版了根据鲁迅断句的《百喻经》铅字排印本。近年，也有出版社出版了该经的白话译本、注释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