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著述本着“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来阐释法家本旨，但散文发展到战国末期，每个创作大家也不自觉地加强了自身作品的文饰。如陆机论诗赋：“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一样，韩非寓言亦是如此。韩非在创作寓言的手法上尚巧以求美，使其在文学视野下有阐发不尽的表现力。
韩非寓言具有很强的故事情节性，看似漫不经心地描绘，其结构却能做到完整丰润、圆满得体，且让读者有鉴别选择余地。情节是展示人物关系及事件发展之过程组合，其对于寓言，绝不可缺少。创作寓言若仅照实直录世俗生活，将流于平淡。故韩非创作寓言，取材虽平实，然于情节构思上却能于平实中见的奥妙，化平淡为新奇。韩非寓言在情节上有长有短，但其却能做到有收有合，层层推进而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先秦大文学史》曾有如此评价：“韩非寓言新而不诡，奇而不怪。所谓新而不诡，是理虽新而不失其正；所谓奇而不怪，是说事虽奇而不流于虚。”与庄子寓言之“诙谐谲怪”，适成鲜明对比。
在描摹战争题材的寓言当中，“智伯之亡”结构可谓宏篇，其情节陡峭，勾人心魄。叙述“智伯之亡”（《十过》）的寓言长达千余字，从篇幅而论，在韩非诸多寓言中当属巨制。其详细地记叙了智伯因贪得无厌遭致灭亡的全过程，俨然是一篇颇具规模的短篇小说，于今世亦足可起到供人茶前饭后消愁破闷之作用。其间既写了智伯胁迫韩魏兴军围困赵氏的缘由和经过，又写了赵氏全力抵抗的主要过程，以及赵氏联络韩魏灭智伯的结局。文中有场景描写，有切合人物身份的对话，有行动描写，也有插叙。从开头到赵氏困守晋阳三年，智穷力竭而“欲以城下”，情节平直。赵氏派人潜入敌阵，暗中与韩魏结盟，使情节陡转。随后写智过献策，建议智伯杀掉韩魏两君，以防内乱，情节又起波澜。智伯拒绝忠言，结局是灭智伯三分其地。故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跌宕的情节中也彰显了每个人物的个性。
韩非将寓言的情节变换成了“时间艺术”。有人认为：“把情节用恰当的形式组织起来，这便是结构。如果说情节的发展和推进是一种时间的艺术，那么结构则是属于空间的艺术。”寓言中情节发展过程往往见之于结构，二者不可分割却又不尽相同。结构属于空间艺术，归属于寓言形式范畴；而情节则隶属于寓言内容范畴，为时间艺术。
韩非编排寓言情节，多以事件发展的自然进程表现寓言人物之经历际遇，使故事来龙去脉明确，予读者以脉络清晰之印象。如《和氏》中大家所熟知的“和氏献璧”，这则寓言不足二百字，情节却饶有趣味，和氏一人抱玉历经厉王、武王、文王，其中他的遭遇在厉王和武王时极为相似，情节至此如履平地，如经静水，无甚可观之处。当情节铺展至文王，则与前文迥然而异，矛盾立即得到解决。
黑格尔认为，情节是“表现为动作、反动作和矛盾的解决的一种本身完整的运动”。如果将和氏在厉王、武王时期的经历看成“动作”的话，其后关于文王时期的遭遇则成了“反动作”，这两种动作相互统一共同促成了矛盾的出现与解决。
再如《喻老》中的“扁鹊见蔡桓公”：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病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在短短不到二百字的故事情节叙述中，蔡桓公的病情慢慢变重，随着时间渐逝，扁鹊所欲用的治疗手段由易而难。在情节虚构里所用的三十五天的逐步推进的过程中，韩非将桓侯的死和扁鹊逃秦作为最终“矛盾的解决”部分，将桓侯之死设定为寓言情节这种“时间艺术”的终结，体现了韩非高超的驾驭故事、铺设情节的能力。
因此，“在韩非子寓言中，无论长篇或短篇，皆韩非巧思精构之作，所写寓言人物之言行、际遇，皆巧妙融于故事情节中”。韩非寓言故事情节往往陡生波澜，悬念迭起，常常出人意料之外，又预设在情理之中，令读者深深叹服其高超的组织结构与情节的技巧。梁启超云：“其文最长处，在壁垒森严，能自立于不败之地以摧敌锋，非深于名学者不能几也。”韩文之所以能够有此盛誉与韩非组织结构与情节的高超技巧关系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