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伊索寓言》，而我国有《淮南子》……
寓言，最早见于《庄子·寓言》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郭庆藩释文：“寓，寄也。以人不信己故托之他人十言而九见信也。”寓言是原始时期人类不自觉的艺术创作，其内容有现实的，也有虚构的，形式简短，内容精粹，寓意深刻，表达人生哲理或训诫，体现较强的思想性，具有实用价值。
神话是远古人借助想象、幻想把自然力和客观世界拟人化的一种虚构的文学形式，侧重故事和情节，是人类早期的不自觉的艺术创作。表现对象多是神或半神、半人，展示对自然及文化现象的理解。
寓言神话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但《淮南子》所运用的寓言、神话表现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作为“象”，用以说理明事，假借寓言神话之“象”以立论，寓言神话是传达黄老思想和表达哲理的一种方式，一种“象”。
只不过一般作品中的意象是一个个以词语方式出现的自然物相，而这里我们把每个寓言、神话都看作一个个意象，《淮南子》也正是要以此“象”明义。寓言、神话被大量运用，说明《淮南子》继承先秦诸子纵横之风的浪漫传统，发扬了中国文化诗性传统，使著作既具有汉初的感性境界，又具有理性境界,是感性和理性境界的有机结合，闪耀着一种诗性的浪漫主义的色彩。
灵动飘逸，感性洒脱
先秦诸子著述中有较多的寓言、神话，而贾谊、晁错等人汉初文学的理性的政论作品中，则几乎没有寓言、神话的因素，一方面因为汉初的黄老思想有重质实、朴素因素，同时作为臣子，贾谊、晁错等人之文内容是国家政事，政治实用目的，决定其要言简意赅，解决现实政治问题因而不可能带有虚幻浪漫色彩。
另一方面，臣子之文主要虽有黄老道家思想、法家思想，但更多的还是儒家思想在其中，因此对于治国的个人见解，以直白的方式直接表达。
而汉初在贾谊《上疏请建封建子弟》、晁错《请诛楚王》、主父偃《说武帝令诸侯得分封子弟》和文帝、景帝、武帝都有对诸侯国的限制，诸侯王要么反抗，要么如中山靖王刘胜一样无奈地去生活，而刘安则因其父刘长，更是比其他诸侯王有着不同的思想和经历，因此刘安在特殊思想、心态下，以其出众的才情，加上诸侯国的富庶和淮南国地处楚国，深受浪漫楚风的影响，因此其作品中运用了大量虚幻浪漫的神话寓言。除此之外，寓言神话在司马相如等人的赋作中也被广泛运用着。
大一统是顺应时代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也符合汉初士人臣子的心愿，因此得到士人臣子的热烈拥护，表现为对治国经邦主题的热衷，对秦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群体性热忱，对外物阔大世界事相的热情抒写，这里有理性的思想，但某种意义上说也含有感性的浪漫抒写。
有对铺陈夸饰之风的展示，以汉赋和《淮南子》最具代表性，仅举《说林训》一段为例，“椎固有柄，不能自椓；目见百步之外，不能自见其眦。……逐兽者目不见太山，嗜欲在外，则明所蔽矣。听有音之音者聋，听无音之音者聪；不聋不聪，与神明通。”这个段落中，皆为各种意象和事例说理，体现汉初的质朴，展示感性的铺陈。
最为独特的是《淮南子》通过作者对寓言、神话浪漫之思的挖掘，实现既对汉帝国的强大统一的热烈拥护，又在作品中实现经世治国的主题，在作品中达到感性方面和理性高度上有机融合。
《淮南子》的感性的显现是题材的阔大，意象的繁多，关照外物，也如汉初赋家一样对外界的反映是欢呼、博大、阔大、浩大的震撼，其内心的澎湃的激情寓含于外物的吸纳中，寓含于神话寓言的外在的故事情节的描绘中，寓含于人物故事的经验性例举中，以其来阐述理性认识。
“人们在认识不到产生事物的自然原因，而且也不能拿同类事物进行类比来说明这些原因时，人们就把自己的本性移加到那些事物上去”隐喻和比类丰富了人的感性生命，《文心雕龙·物色》：“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且何谓为比？盖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者也。”通过某种事物的相似表明某种事理或以外物的特征来指一种事理。
神话寓言就在这比兴、隐喻的灵动和飘逸中，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感性色彩。
神话寓言，立象尽意
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分析,中国的哲学是“立象尽意”，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是具象思维和直觉思维，在意与象中直觉感悟，是诗性的感悟,《周易》“观物取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经由自身感性经验对世界进行理性认知，从大地、天空、生活常识等万事万物中感悟、积淀,将生活哲理提升为哲学原理，
同样，用寓言神话、历史传说，用隐喻、用象征，总结自然和宇宙和社会的规律，揭示生活的真理。先秦时期探讨言与意关系，认为哲理和意义只能依赖于直觉的体悟，因为有“言不尽意”的现象产生，表明是语言的局限，先秦诸子运用寓言故事阐述抽象的哲学道理，把抽象化为形象，形成中国文化特有的具象思维和直觉思维思维方式和立象尽意的写作范式。
“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意象是一种“表意之象”，它能传达主体的心声。从这样的文化传统而言，诸子说理多用寓言应该说是时代的必然。用寓言故事等立象以尽意，阐述哲学道理就成了先秦时期人们独特的表达方式，探索宇宙人生，进行哲学思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