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立足于民族语言，民族文学作为连接同一语言集团间的纽带，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
1.汉语的特性与中国文学的想象力问题语言的特性与民族文学间的联系十分广泛，因此，葛禄博提出，“如果想要参透中国文学中的精神内核，领悟句中真意,就必须阅读原文。
任何译本，无论再完美，也永远无法取代原文,最好的翻译最多也只能做到忠实呈现原文。且语言越不同，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差距就越悬殊。
人们只需要将《浮士德》原文与任意译本比对，都可以感觉到其中差距。”
得益于深厚的语言学功底，葛禄博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汉语进行了分析，并将汉语的特性与中国文学的特殊性相联系，找寻中国文学不同于西方文学的深层原因。
葛禄博提出，阅读他国文学作品时比起掌握丰富的词汇量，更重要的是了解语言的结构和特性。
语言是诗人传达音调和韵律的工具，正如乐器在音阶、音色和音调上的各不相同，语言也是如此。
正如乐器只能在其特定的、有限的演奏和表达范围内被使用，文学也是如此。
无论一个诗人的文学造诣有多高，下笔是多么得心应手，最终仍会受其母语影响和支配。
语言的特性深深地影响着文学作品的内在和外在表现形式，因而，想要了解中国文学就必须先考究汉语的本质结构与特征。
汉语作为一种孤立语，汉语的语素绝大部分都是单音节的，词句间的语法关系不通过词形变化来表达，而是通过固定的词序和独立的虚词来表达语法意义。
汉语的词汇只有一种形式，没有诸如词性、复数、时态等屈折变化，也没有词缀等黏着变化。汉语的语法特点决定了中国文学与欧洲文学的差异。
葛氏认为，汉语抽象性和概念性为主的特点代表了某种可塑性的缺失。
以德语为例，语法上的性别区分滋生了西方文学中普遍的将无生命物体人格化的倾向，诞生了诸多奇妙、新颖的故事。
而汉语性别区分的缺少，势必会抑制文学想象力的自由施展。
中国文学里通常用隐喻取代西方文学中的人格化和拟入化手法，用寓言代替动物寓言，而动物寓言除了在极个别的雏形和现代民间文学的部分作品里出现外，在中国文学中根本就不存在。
汉语语法上的特性形成了中国人清醒、理性的思维方式，也导致了中国文学缺乏瑰丽的想象和生动的表达。
葛禄博从语法和词性的角度分析汉语的特性，并将汉语与德语做对比,论证语言的特性对民族文学的影响，体现了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视野。
葛氏关于汉语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的见解，即汉语的语法特性造成了中国文学想象力的缺失，未有先例。
瓦西里耶夫虽在《中国文学史纲要》中单设一章讲解“中国人的语言和文字”。
但只从汉语及汉语的语法特点和词形变化介绍了汉语的独特性,并未将汉语的特性与中国文学的特殊性结合起来，而是借此怀疑中国文字的古老性与中国远古文献的真实性。
至于硕特的《中国文学论纲》，则未涉及中国的语言和文字。从这一点来看，葛禄博关于汉语与中国文学的认识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葛禄博以汉语孤立语的语法特性解释中国文学理性、克制的书写风格，该角度富有新意，颇具参考价值。
然葛禄博由此得出的中国文学缺乏想象力的论断，却有些以偏概全,可能是由于该时期欧洲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认识尚不充足,中国文学历史悠久，外国研究者很难真正的涉及到方方面面。
而另一方面则与德国浪漫主义思潮有关,不同的社会环境里萌生出中西不同的文学品味，造成了理解上的审美隔膜以先泰寓言为例。
事实上,中国寓言故事早在先秦时期就已问世，以先秦寓言为代表的中国寓言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动物的拟人化是寓言常用的写作手法，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便是此类型的代表之作，作为寓言三大发祥地之一的中国，动物寓言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先秦寓言的黄金时代，中国哲学思想在该时期实现了飞跃，且诸子百家普遍将寓言作为说理辩论的工具，因此哲理寓言广为流行。
中国的哲理寓言篇幅短小精悍，内容不落窠白，哲理余韵悠长，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国思想界思潮涌动、群星闪烁的繁荣局面。
1、《鹬蚌相争》2、《坎井之蛙》等等，篇篇皆属动物寓言之精品。
因此，中国寓言是一种动物故事与人物故事并行，二者共同发展的寓言体系,动物寓言从流行之初便是中国文学里不可分割、极为重要的一部分。
此外，寓言萌芽之初，中西方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迥异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中西离言文学不同的发展方向。
中国寓言虽发轫较早，可以追溯至股周时期的奴隶制时代，但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时期仍属春秋战国时代。
此时，中国社会已步入封建制早期，基本的国家治理体系已较完备，思想领域更是迎来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
不同学派纷纷涌现，不胜枚举的新思潮间相互碰撞、争芳斗艳，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水平突飞猛进，人们的认知与思想内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
因此，远古时代原始的动物“图腾崇拜”已是古调不弹。反观《伊索寓言》则诞生于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奴隶制时代，距离原始社会仍时隔不久，保留着一定的动物崇拜。
此外，儒家、法家、墨家皆倡导务实思想，遂主要以人物故事说理。
汉朝开始，儒家学说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子不语怪、力乱、神”，挤压了动物寓言、神话等具有离奇怪诞色彩的民间故事的发展空间。
因此，判断文学是否缺乏想象力，不能依靠基于外在形式和写作手法作出的单一判断，而是要深入其内容、领悟其内涵。
中国的寓言故事本身就是飘逸想象的体现，其中蕴含的不朽哲理，至今仍熠熠生辉。
葛禄博认为中国不存在动物寓言以及中国文学缺乏想象力的判断，源自彼时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整体的了解尚不充分，仍有很大的空白区域。
中国文学对于西方读者而言，便是典型的古典主义文学。中国古典文学濫觞于儒家经典，只有建立在儒家学说基础之上的文学才是正统文学，注疏经典被置于中国文学中无比崇高的位置。
儒家思想强调“子不语怪、力、乱、神”，主张“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文学作品须重形式讲韵律，因而限制了民歌、小说、戏剧等民间文学的发展。
结言因此，中国主流古典文学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可以说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风格，在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之下，葛禄博在理解中国文学时难免带有其时代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