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同一位十分博学的朋友讨论过“善”的问题。朋友说：劝人向善，只是小善。助人为乐，只为中善。惩恶扬善才是世间最伟大的善。真正的善良通常不会在一张嘴上，而在行动上。嘴上的善可能是伪善，至多也只能算小善……
对于朋友的观点，我深以为然，也受益匪浅。
孔子修《春秋》，在书中将一些人的卑劣行径记载得淋漓尽致，也赞美了一些人的义举。所以一直被后世的乱臣贼子所忌讳，也感染了后世很多仁人志士。
这就是历史和文字的意义所在。警示世人的同时，也不忘引导后人。
在书中，孔子并未对帝王以及权贵大肆褒奖、以及赞美，而只是将他们等同于一些常人。没有放过一个道德败坏的王侯将相，也没有埋没一个车夫马夫。
然而，《春秋》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那就是它始终没能跳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框架。他只敢在这个框架之内，对不合乎礼仪道德的人和事发难，却始终没有指出其中“恶”的本质。
这个社会框架内“只许帝王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在此类限制之下，《春秋》一书无形中难免会偏向强势的帝王一方，难以做到真正的客观和公正。因而注定了只是一部不错的古籍，而不是一部引领后世的文学巨著。
孔子无形中的偏袒，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导人向“善”，而不是“惩恶扬善”，给世人树立起“善”的标尺。
“善”的标尺就是最大程度地揭示和惩罚世间的一切罪恶，让所有的坏人无处遁形，最大地为“善人”拓展空间。只有在正义的审判前，对任何社会地位的坏人一视同仁，这个世间才能得到真正的公正。
否则，这个公正可能如同《春秋》中一样，只是比较勉强的公正。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文人柔弱，无法用实际行动去“惩恶扬善”，但也能掌握自己手里的笔。在动笔之前，可以问一问自己的良知。
遍观世界上的所有文学巨著，没有一部巨著是通过赞美或者是阳奉阴违，最终得到世人的认可的。遍观社会上的所有高素质国家，也没有一个国家通过赞美来提升自己的国民素质的。
素质这东西，同一个人的修养以及天性有关，但最大的关联还在于社会环境。一个良性社会，应该是善于揭示和惩治罪恶的社会，而不是弄虚作假、包庇罪恶的社会。
这关乎到法制的公正和透明。
谎言称得上一切罪恶的根源，也是社会道德体系崩塌的罪魁祸首。如果一个社会：人人都善于弄虚作假、戴着面具表演、在谎言的熏陶下善恶不分、是非颠倒……社会上最终得势的人群必定只有道德败坏的伪君子以及小人，而受伤的人往往全部是好人。
一个好人并不需要谎言来包装自己。
没做亏心事，不惧半夜鬼敲门。一个合格的好人，自然不会惧怕甚至怨恨他人揭示这个社会上的坏人。相反，他们大多会自觉站在坏人的对立面。
无论是雨果的《悲惨世界》，还是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他们无一类外都在通过文字的形式，揭示整个社会的虚伪和罪恶。他们的揭示，并没有让他们所在的社会万劫不复。相反，他们的社会素质越来越高，司法越来越透明。
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文学巨著，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伊索的《伊索寓言》、阿拉伯人的《一千零一夜》、欧亨利的短篇小说、《安徒生童话故事》……他们无一类外都在描述“悲惨”，揭示世间的一切罪恶，而不是动不动赞美。
莎士比亚写完了喜剧，也写过悲剧。从来未曾使用喜剧来掩盖他人的悲剧。即便是写喜剧，也不是以赞美为主题。
否则，他的喜剧绝对就是一出出台下观众看不见的悲剧。
人是有血有肉的动物，并非不知疼痛的死物。有苦、有甜、有酸、有辣，才能构成千姿百态的人生。从来未曾见过有人嬉皮笑脸过一生，也从未听过有人没事窜到半空中展示自己的人生。这样的人生让人害怕，也毫无意义。
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如果有人整天嬉皮笑脸，要么是没心没肺，要么必定建立在无数人的痛苦之上。别人终日含辛茹苦，他在背后偷着乐。
文字的世界也一样。只有最大程度地展示“人生的艰辛”，揭示世间的丑恶，才能更接近于十不如八九的人生。这样的文学作品才可能具备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