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他每天处理的工作在全球金融界是最具挑战性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但他的名字却非未家喻户晓（也许目前还不是）。这个68岁的男人就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第一任行长——金立群。由于中国政府是这家银行的最大股东，华盛顿、东京等地的政策制定者们都在质疑：中国是否打算用这家银行取代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下文分别将两者简称为“世行”和“亚行”——观察者网注）等该领域内长期以来一直发挥重要影响力的机构并在亚洲地区追求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呢？金立群说，亚投行是一家独立运营的金融机构。就像很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代中国人一样，金立群的青年时期也是在农村度过的。金立群年轻时曾刻苦攻读英语文学专业，后来他调入中国财政部，在长期工作中他表现非常杰出并升任财政部副部长。此外，他还曾在世行和亚行有过工作经历。
以下是《彭博市场杂志》（BloombergMarkets）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的专访：
《彭博市场杂志》年4-5月号封面
《彭博市场杂志》：当你出席全球各大金融会议时，有什么关于亚投行的误解令你抓狂吗？
金立群：人们经常会问，“我们为什么需要亚投行？”有时候问题会更加直接，“中国到底要干什么？在过去70年里，世行和亚行一直在服务于这一地区，中国为什么要成立一家全新的机构？这是不是在浪费资源？把钱投入既有的这两家银行不是更划算吗？中国是不是有自己的小算盘？中国是不是希望借助亚投行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我经常需要面对此类提问，而回答这些问题的难点在于——我本身是个中国人。我很难让全世界相信我是中立的，我也不会说那样的话。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我只代表中国发出声音，如果我不能将各国同事、同行的各种观点、评价、忧虑和观察到的现象纳入自己的工作日程，那么我在亚投行的工作也是很难取得成功的。
《彭博市场杂志》：可以请您谈谈亚投行的主旨和未来愿景吗？
金立群：当中国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时，这个国家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是现代基础设施的东西。没有高速公路、没有电气化铁路、没有现代化的港口或机场、没有超临界发电机组、没有高压输变电系统或高效的配电系统，可以说中国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简直就是不着边际的幻想。当时，中国是利用世行、亚行的资金以及国内储蓄来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基础设施的面貌开始发生显著变化。
有一点我想提一下，非常有意思，就是当时中国是借钱搞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人认为从外国借钱建那些东西简直是疯了。“公路能帮你把钱还上吗？从没听说过”，人们会有这样的质疑。很多年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借钱消费和借钱投资之间的巨大差别。
与日本和韩国相似，中国在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之后实现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如今中国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实际经验。
年习主席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建立一家多边发展银行以推动各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该倡议的目的并不复杂：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受制于基础设施瓶颈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而这样一家银行可以解决此类问题。中国提出成立一家新型的、基于中国经验的多边发展银行的倡议很快就获得了各国积极的回应，这些回应首先来自东盟国家，然后是南亚国家、中亚国家和中东地区的国家。
《彭博市场杂志》：亚投行与世行或亚行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金立群：设立一家全新机构的最好理由在于它具有全新的特征，这家新的机构不应该是模仿既有机构的产物。所谓“发展银行”（developmentbank），这一概念不应该是贾斯培·琼斯（JasperJohns）所创作的抽象的表现派艺术作品那样，越是看不懂，就越有魅力。这个世界需要一家与既有发展银行有所不同的新的金融机构，而且在建立这一具有新特征的金融机构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拒绝学习既有发展银行的经验。
《彭博市场杂志》：亚投行都具有哪些新特征呢？
金立群：亚投行将抵制一切官僚主义习气。我们不会设立那种花哨的、可有可无的职位；我们抵制那种员工各自为战、拒绝分享信息、拒绝互通有无的狭隘的工作作风，我们也不会允许员工陷入不同部门之间的恶性竞争；为了提高员工的效率、提高项目的成本收益率以及取得可以用数据评估的工作成果来满足客户需求，我们已经制定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工作细则和工作流程。我们将一直招聘具有最高专业水准的专家进入亚投行工作，不过如果没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我们不会设立新的职位。
《彭博市场杂志》：你如何能确保亚投行不会有任何腐败事件发生呢？
金立群：我要求亚投行必须做到完全干净，亚投行对腐败现象是零容忍的。在采购方面，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竞争性的国际招标为我们的项目进行采购，另一种就是在我们内部进行的公司采购（corporateprocurement）。在国际招标采购方面，我们与客户之间进行紧密的合作以对招标全过程进行监督，这样可以确保所有投标的供应商都能获得公平、公正的待遇。任何企图行贿或试图违反招标采购规则的公司或个人都将进入黑名单，而且已进入其他多边发展银行黑名单的投标者都会自动进入亚投行的黑名单。在公司采购方面，任何一单公司采购都必须经过采购委员会的严格审查，以避免亚投行资金遭到不当使用以及其他违规行为。
我已经授权亚投行的首席内部审计员对本行的的所有开支进行审计，以确保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发生。而且，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妨碍或抵制亚投行内部审计工作的行为。任何细小的问题都必须消灭在萌芽状态，以防日后情况恶化到难以收拾。我们必须警惕任何罔顾项目成本收益、滥用金融资源的行为。在这方面，中国的智者数千年前曾给我们留下这样一句话：“不矜细行，终累大德”（feloniesthrivewheremisdemeanorsaretolerated）。
《彭博市场杂志》：在多边发展银行，能够在不受到政治偏见影响的情况下做出放贷决定一般来说是很难的。亚投行如何做到这一点呢？
金立群：亚投行若要保持可持续的成功，决策程序就必须民主、理性，而且要避免对外部因素产生任何冲动的或情绪化的反应。如果人们不愿听取不同意见，如果人们不能坦率自由地交换看法，如果来自基层员工的建议遭到无视，那么民主、理性的决策程序就不可能得到实现。
在亚投行，没有一项决定是未经过执行委员会详细讨论并达成共识后就做出的。所有员工都可以在自己的上级面前提出不同看法，而且我们从基层到最高层都贯彻这一原则。
我非常重视民主决策程序。我曾仔细研究过大型商业帝国由兴转衰的几个有趣案例。毫无例外，所有的商业帝国都是由一位具有杰出思想的人物建立的。不过，个人的智慧终究是有限的，甚至某一领域的先驱人物都无法一直跟上所在领域的最新进展。当商业帝国的创建者拒绝倾听他人的建议时，灾难的阴影就越来越近了。最后，那位商业领袖只能无奈地看着自己一手创建的商业帝国毁在自己手里。有人说，人们总是不注意向历史学习。我是个喜欢读史书的人，我会一直从历史中汲取智慧。
《彭博市场杂志》：你对亚投行的日常运转和目标设定有你自己的思考，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你在这方面的思考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金立群：基于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经验以及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我认为，创建一家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多边发展银行是十分重要的。首先，中国本身就从世行以及很多国家的对华资金支持中获益匪浅，我们非常清楚多边主义的重要性；第二，我刚才也曾提到，基础设施对促进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最后，我们希望创建一家能够集现代先端科技、现代管理经验和良好治理体系于一身的多边发展银行，其中每一个因素都非常重要，但只有当这几个因素能协调一致时，他们发挥的作用才最大。
《彭博市场杂志》：你在谈到亚投行和涉及规模庞大的国际基础设施建设的“一带一路”倡议时，一直十分小心地淡化两者之间的关系。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吗？
金立群：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其实是一个建设项目平台，所有参与国都可以站在这个平台之上。习主席曾提出，“一带一路”项目应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目前，加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已达60到70个，“一带一路”的大目标是在亚洲地区推动各国之间的互联互通，甚至是全球范围的互联互通，很多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都将从中受益。所以说，“一带一路”倡议并不是仅与中国有关。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只会使中国公司和中国工人成为受益者，这是非常严重的误解。很多项目其实是完全没有中国公司参与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在于，中国希望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推动各国之间的合作。
《彭博市场杂志》：那么亚投行又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呢？
金立群：“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创建都是中国政府发起的，但这两者的功能和角色各不相同。前者是中国提出的一项涉及面非常广泛的倡议，所有国家都可以参与；后者是一个多边发展机构，其运营有自己的标准。如果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国家也希望与我们在亚投行展开合作，那么我们非常愿意考虑他们的融资需求。不过在具体层面，我们也要将项目的金融稳定性等因素纳入考虑，我们需要考虑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以及项目所在地居民的意见，我们有自己的标准。亚投行愿意对各国的融资需求给予回应，我们也有资金实力，我相信亚投行会积极促进很多项目的实施。不过，我们也不可能对所有项目都大包大揽。
《彭博市场杂志》：据说，亚投行正在考虑今年在国际市场上发行以美元计价的债券。这对亚投行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
金立群：三大评级机构都对亚投行给出了最高信用评级，这要归功于我们从股东（包括中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那里获得的强大支持。亚投行的运营管理是独立于任何国家政府的，我们的每一项决策都是在董事会中以自己的标准做出的。在这方面，内部治理、风险控制、严格的金融管理以及高素质的员工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从最高层到基层员工，我们的团队在审视每一项投资时都秉持亚投行诚实正直的价值观。这些都使评级机构得出结论——亚投行应该获得最高信用评级。因此，在合适的时机，亚投行走向市场是水到渠成之举。
《彭博市场杂志》：在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过程中，亚投行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金立群：对于中国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开放，我是持欢迎态度的。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因为在中国掌握专业金融知识的人才在快速增加。中国的领导层也希望开放金融市场，但这种开放应该建立在不产生任何混乱的前提下。在年金融危机中，我们从美国和欧洲也学习到了很多经验。
《彭博市场杂志》：当中国政策制定者与西方同行互相交换立场和看法时，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是在翻译过程中丢失（lostintranslation）的？
金立群：对于中国来说，我认为英语写作和沟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永远不会停止在提高沟通能力方面的努力。中国的确还很缺乏能够与外界进行有效沟通的高级人才。在真正意义上深入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并帮助外国朋友理解中华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一直在非常努力地与西方朋友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不想陷入争论，我希望能进行非常理性的讨论。
《彭博市场杂志》：据我所知，你的家庭背景并不是特别显赫。
金立群：我的家族在二战爆发前曾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我的曾祖父是私塾里的教书先生。曾祖父和曾祖母过世后，我祖父很年轻就离开了家乡，他开始在上海和周边几个城市谋生。
祖父后来自学成才，成为了一名工程师，而且收入很高。但他并不是个特别看重金钱的人，他的理想是恢复家族昔日的荣耀，他希望子女能成为有才学的人（menofletters）。为了我父亲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祖父毫不吝惜金钱，他甚至为父亲请了一位英语家教。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一切都变了，家里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不过，我们家族热爱学问的传统并没有中断，我父母很爱好读书，我们几个孩子在这一点上也受父母很大影响。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曾在家里阁楼上看到过一些英文读物，现在已记不太清了，好像都是些硬皮的精装书，其中有一本是《伊索寓言》。另外，还有一些期刊，其中包括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读者文摘》（Reader’sDigest）杂志。我对英语这门语言和英语文学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小学五年级开始上英语课，从那时起我对英语的爱好就愈加强烈了。现在很难相信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小学开设了英语课程，不过情况的确是这样的。
《彭博市场杂志》：难怪您最初的职业理想是成为一名英语专业的大学教授。
金立群：上世纪60年代的中学时期，我开始非常努力地阅读英语世界里的经典作品。寒暑假是我专注于英文阅读的黄金时间，因为放假时我不再需要为学习其他科目分心了。
我当时阅读的都是些经典的英语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和诗歌）。那时候，我是读不到当代作品的。我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