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或多或少地接触过寓言故事，并受到一定的教育，寓言故事中很多动植物都会说话，具备了人格化的属性，人们也就默认了，那么，为什么寓言故事中的动植物会说话？
和寓言的体裁有关系，“寓”是“寄托”的意思，即把作者的思想寄寓在一个故事里，让人从中领悟到一定的道理，本质上属于一种类比性的间接表达。同时，寓言具备鲜明的讽刺性和教育性。多用借喻手法，使富有教训意义的主题或深刻的道理在简单的故事中体现。主题思想大多借此喻彼、借远喻近、借古喻今、借小喻大。那为什么不直接说，非得用借喻手法，还要借古讽今，借动植物的话来表达一定的意思？当然最原初的意义就是为了安全，创造寓言故事的人也是一个人，受制于当时政治的影响。要是讽刺了奴隶主或者封建君主，就有可能被构陷入狱，甚至被直接杀死。创作伊索寓言的伊索就因为讽刺了奴隶主而被杀死，以至于后代的一些寓言作家不敢把讽刺的锋芒直指统治阶级，不然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为了达到孔子所说的“怨”，后世作家不知道费了多少心思，不敢直接表达，就要拐弯抹角地讽刺，讽谏，还要以自身为蓝本，现身说法，但现身说法容易把自己赔进去，要是听故事的人把这个现身说法的作者供出去，岂不是让作者承担一定的责任？毕竟，寓言故事通俗易懂，很容易传播，而且还会在传播的过程中加工整理，进行二度或三度创作。如果原创作者本意是好的，在传播过程中被人添油加醋，说成了另外一番言论，就会出现很大的误会，成为原作者说了不当言论了。要是追究起来，原作者就要受到惩罚，而传播过程中增添细枝末节的人却隐去了姓名，也不用承担责任了。
于是，为了安全起见，寓言故事的作者就不用自己的名字，也不用亲戚朋友的名字，万不得已就编造一个人的名字来说故事，更多的时候就用动植物来代替人说话、做事，起码让作者安全了，并非整天战战兢兢。
此外，寓言最大的作用还是教育作用。由于寓言本身通俗易懂，在传播过程中，会面对大量受众，并且接受受众的检验和再次加工整理。于是，很多寓言故事就成了文化水平不高的老百姓的读物，也是孩子受教育的读物。在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看来，世界应该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要赋予万物人格化的色彩，并且让各种动植物都开始说话，开始具备人格属性。那么，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来说，就可以轻松接受了。要是孩子认为动植物真的能说话，就能很快认识自然界，要是人们已经知道说话的动植物只是代表一类人，也就知道寓言背后的隐喻意义了。在孩子的世界里，花草树木都是人格化的，都可以开口说话，办人们才能办的事。要是孩子小的时候，大人就告诉他，世界是物质的，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得多么无聊，甚至很残酷，让孩子从小就生活在生硬死板不知道变通的世界，也就失掉了教育的本来面目。
对于孩子来说，最好的教育方式是寓教于乐，而不是生硬灌输。寓教于乐可以让孩子们轻松愉快地接受知识，而寓言故事正好符合了这种教育模式。文字浅显易懂，里面的动植物都会说话，会办事，寓意深刻，当然也就能让很多孩子受到教育了。就是大人看了，也觉得好玩，也会琢磨一下其中的寓意，受到一定的启示。于是，寓言流传广泛，在流传的过程中接受了再次创作，并且逐渐成为一种寓教于乐的传统内容。从口耳相传到有书籍记载，到专业的作家开始搞创作，到人们普遍接受。其中当然会有统治者的审查和任意删削，要是摒除了这些因素，不知道流传下来的寓言故事得多么精彩呢！
寓言故事中的动植物会说话了，只是暗指，并非明指，即便被指向的人也不认为在说自己，或者认为在说自己也不能急眼，毕竟寓言故事中说话的都是动植物，没说是人，也没指定是哪一个人。有捡钱的，有捡东西的，没见过捡骂的。人们不会自己捡骂，也不会对号入座。
寓言的讽刺功能非常强大，却不被统治者所容。统治者总是认为写寓言的人在讽刺他们，甚至在嘲笑他们，在说他们无能。于是，统治者们就要想方设法阻止寓言故事的传播。要是用了动植物说话的模式，寓言故事就很容易传播，而不会被统治者禁止。但有的君主也喜欢看寓言故事，只要是市面上有了新的寓言故事集，他们就会买过来看。有的还要把寓言故事的原创者请进宫廷，听他们讲故事。
在宫廷讲寓言故事的原创作者如履薄冰，要故意隐晦一些对统治者的讽刺锋芒，还要让动植物代替人类说、做事，不然后果可想而知。那么，在政治的审核之下，寓言故事似乎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尤其是中篇、长篇小说的发行，给寓言故事以打击。很多人都喜欢看中长篇小说，而不愿意看太短小的，水平太差的寓言故事。也就是说，寓言故事只适合阅读水平和认知水平比较低的人来看，不能直接讲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只是注重形象性而忽略了内在的深刻性。
只是，读古代的寓言觉得作者更放得开，而读现在的寓言故事，似乎已经没什么讽刺的锋芒了，不禁让人唏嘘感叹……